晁錯是一個有學問的人，有才華的人，有思想的人，不甘寂寞的人，但不等于是一個適合搞政治的人。他其實只適合做“政論家”，并不適合當“政治家”。
　　
　　晁錯的第一個問題，是不善于處理人際關(guān)系。公元前157年，文帝駕崩，景帝即位，任命晁錯為“內(nèi)史”。內(nèi)史相當于京城的市長，是首都地區(qū)的最高行政長官。晁錯自然春風得意，不斷向景帝提出各種建議，景帝也言聽計從，成為炙手可熱的權(quán)貴。
　　
　　俗話說，樹大招風。第一個被惹毛了的是丞相申屠嘉，當時就找了個茬要殺他。事情是這樣的：晁錯因為內(nèi)史府的門朝東開，出入不方便，就在南邊開了兩個門，把太上皇廟的圍墻鑿穿了。申屠嘉便打算拿這個說事，“奏請誅錯”。晁錯聽說以后，連夜進宮向景帝自首。于是第二天上朝，景帝便為晁錯開脫。景帝說，晁錯鑿的墻，不是真的廟墻，而是外面的墻。那個地方，是安置閑散官員的，沒什么了不起。再說這事也是朕讓他做的。申屠嘉碰了一鼻子灰，氣得一病不起，吐血而死。
　　
　　晁錯的性格是不好的，《史記》《漢書》都說晁錯為人“峭直刻深”。什么叫“峭直刻深”？峭，就是嚴厲；直，就是剛直；刻，就是苛刻；深，就是心狠。這可不是討人喜歡的性格。不難想象晁錯一定是咄咄逼人，逮住了理就不依不饒的。
　　
　　晁錯的性格中還有一個問題，就是執(zhí)著。為了實現(xiàn)自己的政治抱負和政治理想，他可以不顧一切，包括自己的身家性命。漢景帝二年八月，晁錯由內(nèi)史晉升御史大夫，極力推行削藩政策，引起輿論嘩然。晁父特地從潁川趕來，問他：“皇上剛剛即位，大人為政用事，就侵削諸侯，離間人家骨肉，究竟是為什么？”晁錯說：“不如此，天子不尊，宗廟不安。”晁錯的父親說，他們劉家倒是安全安穩(wěn)，我們晁家可就危險了。我走了，你愛怎么著就怎么著吧！“遂飲藥死”，也就是服毒自殺了。
　　
　　做一個學問家，執(zhí)著是好的。做政治家，執(zhí)著就不好，而且是大忌。政治家不但要考慮“能不能做”，還要考慮是“現(xiàn)在就做”，還是“將來再做”。漢文帝就懂得這個道理。晁錯向文帝上書，說“狂夫之言，而明主擇焉”，文帝回答說：“作為建議，沒有什么狂妄不狂妄的；作為決策，卻有英明不英明的問題。因此應該道理歸道理，事情歸事情，建議歸建議，決策歸決策，不能混為一談。”
　　
　　調(diào)子唱得高的，手段不一定高。高瞻遠矚的人，可能看不清細節(jié)；深謀遠慮的人，可能看不見眼前。所謂“知人善任”，就是要把策劃與執(zhí)行、設(shè)計與操作區(qū)分開來，讓他們各就各位。漢文帝欣賞晁錯，卻不委以重任授予實權(quán)，除晁錯資歷尚淺外，恐怕也有這方面的考慮。
　　
　　晁錯極力主張要做的事情，用蘇東坡的話說，是最難做的。蘇東坡在《晁錯論》這篇文章中，一開始就講了這個道理。他說，一個國家一個王朝，最難對付的患難，是表面上看天下太平，實際上潛伏著危機，而且難以預測。這是非常難辦的。為什么呢？因為坐觀其變，靜待其時，解決問題的條件雖然更成熟，就怕那時政治已徹底糜爛，局面已不可收拾；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強行著手消除隱患。則承平日久，天下無事，誰又相信我們說的危機呢？這就兩難。在大家都認為天下太平一片祥和的情況下，無緣無故地挑起一場風波，是要擔極大的風險，甚至“冒天下之大不韙”的，除非你能收放自如，還能對天下人有個交代。否則，還是不要輕舉妄動的好。
　　
　　削藩，恰恰就是蘇東坡說的這種事；晁錯，卻不是蘇東坡肯定的人。也就是說，決定削藩是對的，起用晁錯是錯的。漢景帝用晁錯來主持削藩之事，恐怕確實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