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位導演曾對我說這樣一番話，讓我出了一身冷汗。
　　
　　他說：“電影應該是酒，哪怕只有一口，但它得是酒。你拍的東西是葡萄，很新鮮的葡萄，甚至還掛著霜，但你沒有把它釀成酒。開始時是葡萄，到了最后還是葡萄。另外一些導演明白這個道理，他們知道電影得是酒，但沒有釀造的過程。上來就是一口酒，結束時還是一口酒。更可怕的是，這酒既不是葡萄釀造的，也不是糧食釀成的，是化學兌出來的。”
　　
　　他還說：“小剛，你應該把葡萄釀成酒，不能僅僅滿足于做一杯又一杯的鮮榨葡萄汁。”
　　
　　對我的電影，我聽到過很多批評，大多都是圍繞著“商業”兩個字進行的。但上面這位導演的批評卻略過了這些表面的現象，說出了問題的實質。這位導演名叫：姜文。
　　
　　我給姜文拍過戲，《北京人在紐約》；他也給我拍過戲，《陽光燦爛的日子》。除此之外，我們很少來往，平均一年打不了一個電話。我是愛聊天的，但非常怵和姜文聊天。覺得跟他說話特別費勁，累，跟不上他，愣往上跟又很做作，掌握不了話語權，談話顯得非常被動。
　　
　　電影對于姜文來說，是非常神圣的一件事，也是非常令他傷神的一件事。他認為應該由愛電影的人來從事這一職業。這種愛應該是非常單純的，不顧一切的，不能摻雜別的東西的。對照這一標準，我總有一種不好意思的感覺，像做了對不起電影的事，把電影給庸俗化了。因為我基本上還處于把電影當飯吃，為了保住飯碗必須急中生智，克敵制勝的檔次上。
　　
　　就像一場戰爭，不同的人都投身其中，大家也都很玩命，但巴頓那號的是從心里熱愛戰爭，想法非常單純，目的只有一個，在戰爭中成為最牛逼的勝利者；而加里森敢死隊的哥兒幾個，雖然打起仗來也很敬業，卻個個心懷鬼胎留著后手。巴頓如果戰敗了，叫戰犯，屬于統戰對象，能進政協；加里森敢死隊那哥兒幾個戰敗了，就拉出去槍斃了。
　　
　　姜文經常使用的一個文案就是：你不能這樣吧。每次我聽到這樣的文案，直接反應就是，我真的不能再這樣了。事后又再問自己：我哪樣了？久而久之，我對他萌生了一個愿望，迫切地想聽到他能在所有的聰明智慧都用上了的時候，說一聲：我錯了。記得上個世紀我曾經險些抓住這樣一個機會，但很可惜，事后被證明還是我錯了。原想跟他抬杠，結果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。從那以后，我也落下了一個毛病，凡是姜老師說的話就深信不疑，凡是姜老師做的事就拍手叫好。覺得他就不可能錯。他太聰明了。
　　
　　我的問題是怎樣才能達到好的標準，姜老師則不然，他的問題是如何能夠節制他的才華。對于他來說，最大的敵人就是淤出來的聰明。盡管姜老師也有失誤，但仍不能掩蓋他對中國電影的幫助和貢獻。過去、現在、將來，他無疑都是我最喜歡的中國導演之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