費孝通先生說，“從基層上看去，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”。從古至今，農民人口在社會總人口中比重是很高的，農民對社會的進步發展也作出了極大貢獻。作為一名從農村走出來的學生，我感到無比驕傲。以前對自己生活的村子沒有太多感想，在讀完《鄉土中國》后再去回想，鄉土社會果然都是大同小異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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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農村生活，土地就是命根子，也正是那些廣袤的土地養活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。小的時候跟隨父母到田里去播種或者收割，印象最深的是刮開蓋好的薄膜種玉米籽，再就是在秋收時節抱麥子。在北方，割麥是農活里最苦最累的活，農民割麥的姿勢用“面朝黃土背朝天”來形容最恰當不過，母親心疼我，沒有讓我割過麥穗，于是我開始找尋新的“營生”——挖苦菜。現在想來，土地真的好神奇，你播種它會生長，你不播種它也生長。苦菜就是那種自然生長的植物，挖它并不費事，田地里到處可見，不一會兒就能挖一小筐，帶回家后用水淘了就能吃。“非典”那年，母親不信任小賣部的菜種，我就天天出去挖，那段時間家里足足吃了一個月的苦菜。在鄉下，生活好像不用怎么花錢，吃的自己都可以種，家家戶戶都有一口井，梨樹、沙棗樹什么的也都有，柴火有葵花桿子和玉米棒棒，逢年過節的時候買些糖果、穿件新衣裳就是了。可見，土地孕育了多少生命，人們聚村而居確有一定道理。

費孝通先生分析說，中國農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說來有下列幾點：一、小農經營每家耕地的面積小，所以聚在一起住，住宅與耕地不會距離得過遠；二、因水利灌溉的需要，他們聚在一起住，合作起來比較方便。三、為了安全，人多了容易保衛。四、土地平等繼承的原則下，兄弟分別繼承祖上的遺業，使人口數量在一個地方一代一代地增長，成為相當大的村落。我生長的村子是由第二點和第三點決定的，因為我們那里沒有農場，也不是以姓氏命名的村落，人們聚居一起除了是種習慣外就是合作的需要，村子里稱為“變工”。尤其是在打麥場、絞玉米和刨籽瓜時節，由于每家的勞力有限，人們會就近叫著鄉鄰一起做工，效率也高，今天一起去張三家打麥子，后天再去李四家刨籽瓜，也就是“變工”。這里沒有任何商業行為，人們似乎約定俗成了某種共同遵循的規則，認為這樣做是理所當然的，因為這是一個沒有陌生人的社會。

學者將東西方人民的性格作比較，說在西方社會爭的是權利，而在我們的社會卻是講交情。對于這個問題，也要從鄉土社會入手，它是孕育所謂現代人的搖籃，現代人最根深蒂固的共性是從鄉土里帶來的，也是影響中國千年的儒家文化造成的。中西方的主要區別就是差序格局的不同，也即群己、人我的界限劃法問題。西方人看重的是團體，而且公私分明，中國人則不然。就拿“家”來說，是最能伸縮自如的了。“家里的”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個人，“家門”可以指伯叔侄子一大批，“自家人”可以包羅任何表示親熱的人。自家人的范圍是因時因地可伸縮的，大到數不清，甚至天下可成一家。每個人都有一個關系網，好像把石頭丟在水面上發生的一圈圈波紋，里層是和自己最親近的人，然后就是各種交情程度不同的人們了。

中國的本色是鄉土，而現在的主流是爭相到城里立足，一些人是因為土地的有限接納不了村里人口的增長，另一些人則是趕時髦。鄉土社會發生了變遷，從血緣結合轉變到地緣結合是社會性質的改變，也是社會史上的一個大轉變。就像費孝通先生在結尾所說的，鄉土社會是靠經驗的，他們不必計劃，因為在時間過程中，自然替他們選擇出一個足以依賴的傳統的生活方案。

如此，希望土地依然是大自然哺育生命的土地，希望鄉村的生活更加美好！